于是，他与李斯年两人开始坐下来，深入探讨白话诗的理论框架和具体的创作要求。他们希望能够为白话诗的发展找到一条既符合文学规律又能体现时代特色的道路。

讨论片刻后，李斯年提议道：“依我看，我们不如将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称为‘新格律诗’，如何？”

徐智摩听后仔细品味，随即点头称赞：“这个名字起得好，既形象又贴切。”

李斯年心中暗自得意，那当然了，看来自己起名的能力没有退化，这个名字可比你们两个之前给诗集起的名字恰当多了。

随着火车的轰鸣声不断响起，两人的讨论也越发深入。他们的话题从具体的写作技巧，逐渐扩展到了白话诗的整体发展趋势，以及它在未来的文学地位。火车在铁轨上飞驰，而他们的思绪则早已飘向了诗歌的远方，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

而此刻，远在北京的周章寿已经回到了家中，正陪着母亲享用晚餐。吃完饭后，他坐在书桌前，开始奋笔疾书。他之前就有意发文回击那些诋毁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的人。毕竟，他也是靠写白话文小说起家的，现在有了李斯年这个珠玉在前，他也可以充分发挥战斗力了。

周章寿现在住的地方是前年新买的，那一年他成了北大国文系的讲师，并且开始走上文学道路，陆续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孔乙己》，在文学界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也赚到了不菲的稿费，这才有钱置办下了位于八道湾胡同的这座四合院，并将母亲从老家邵兴接来北京团聚。

在和胡适之等人讨论之后，受到了李斯年的启发，周章寿端着《学衡》杂志仔细研究，就差拿个放大镜逐字看看是不是缺笔少划了，结果硬是鸡蛋里挑骨头的又找出几处语法和选词的错误，于是他立刻换马甲，撰写了一篇《再估《学衡》》的文章，将梅光迪之流又大骂了一顿，这也标志着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战斗生涯的开启。

《学衡》杂志的那些编辑和作者们万万没有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他们只是写了一篇文言文的文章，却被人鸡蛋里挑骨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揶揄讽刺，乃至是批评。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他们也开始奋起反击，纷纷发文驳斥那些无端指责。

这场由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与“复古派”之间的笔墨官司，因此愈演愈烈。原本只是小小的学术争议，却逐渐升级成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论战。双方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展开激烈交锋，各抒己见，据理力争。

这场论战如同一场及时雨，为白话文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随着论战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关注并参与到这场文学讨论中来。他们开始认识到白话文的简洁明了和通俗易懂，逐渐接受了这种新的文学表达方式。而这场文学论战，也直接推动了白话文在文学界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当时文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而始作俑者的李斯年也借此登上了华国的文学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