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丈人何苦寻人做那玩意儿？”见他辛苦奔忙而不得，有印坊人好心，私下里劝道：“活字需用的字量太大，捡取起来又颇繁琐，费时费力的，若印得少了，便是大大的不划算。”

“莫如还是用雕版的好。”

李大只知李娃说了要，要来做甚却并不清楚，当下便不解释，好生谢过不提。

相比起会做活字的人，处理好了的上好的棠梨木，就好找得多了。

待到李娃回来，又发现折枝儿带着小奴早两日也先进了城。

她俩原在临安，很有几家熟识的花娘姊妹，纵使遭了兵祸，留下来的也还有许多，得知她跑出去一趟，得了机遇从了良，羡慕的祝贺的且不必说，单就热心替她寻摸宅子、介绍人手的，都不老少，三教九流，一应效率，真真直叫李娃望尘莫及。

李娃一拍大腿，忙又去托折枝儿寻摸会做活字的人。果然找来一位常姓刻书匠。

此人祖上亦为称奇，正是《邵氏闻见录》里所记载的那位“长安百姓常安民”。石碑事后，常安民虽没被治罪牵连，但也后怕不已，遂更为重视“教其子以儒学”，因此后面三代皆以读书为要，倒将自家祖传手艺抛了下来。

可惜常家个个都不是读书的料，整三代人童生，即便搬到汴京，依然一个生员（秀才）都没有能考中的。

折枝儿找来的这个常升，自小同样读书不成，而且因为上几辈读书多、生产少，坐吃山空，家境日益贫困，不得已，这才又捡起来家传技艺，结果天赋异禀，一学就会，没两年就出得头来，开始接活赚钱了。因为汴京有些活字印刷的需求，故又自学了活字造法。

眼看着生意日渐兴隆，常家上下都极高兴，孰料就乐极生悲，生病的生病，遇匪的遇匪，好不容易度过两年难关，鞑子又打了来。

跟着那些官人、富商的，拖家带口逃到杭州，改名临安、刘苗兵变和鞑子南下一一经历，到得如今，好大的一大家子人，除了他一个，竟仅仅只剩下了上一老、下两小。

说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