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明朝一年的税收仅为宋朝的八分之一和清朝的四分之一，这也使得明朝成为了历史上税赋最低的朝代。

天启七年十一月，崇祯帝即位后，勤于政务，同时大力清除阉党，崇祯帝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

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

东林党再次拥有了抬头的机会。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

随着明朝中后期，以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及有功名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大肆兼并农民手上的良田，大量农民从而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阶层又利用手中特权千方百计少交税甚至不交税。

于是随着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明政府的税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国家的财政支出却在不断攀升，明政府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局。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的后台老板们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魏忠贤的好日子只延续没几年，魏忠贤一倒台，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只拥有贫瘠土地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生产骤减，造成了大量农民的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存在，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频传，士气低落。

最终，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城，崇祯帝无奈自杀。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

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在旁陪伴。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树上。

崇祯吊死的时候，太监的评价是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的。文官的评价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遗恨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只可惜，崇祯一直到死的时候才发现东林党偷税漏税的真面目。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

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

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

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

东林党人一方面指责皇帝与民逐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

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推出一种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能够继续下去。

于是，元狩四年，他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实施得非常成功。

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因为有一群天下最不要脸的东林党人盘据庙堂，世代相传，久久不去。